迈向绿色发展新时代
作者:XiaoMing 发布时间:2024-12-11 栏目: 理财课堂 0浏览
过去5年来，党中央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建设“美丽中国”有了更多行动落实。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文件超过20个。自2015年底至2017年9月，中央环保督察覆盖全国31个省份，超过1.5万人被问责。中国俨然已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展望未来，让蓝天、青山、绿水常在，我们还能做更多。
开启生态文明建设引擎
文/本刊记者 李雪娇
末日情结的电影描绘了太多生态崩裂的情景：地震洪水、火山爆发、极端天气、物种灭绝??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想象中的场景在现实有了存在的可能，生态文明建设也被提上了议程。
诚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很多成就，但也积攒了不少问题，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当生态环境出现问题需要及时治理，不然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肌体”健康。
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继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意见》围绕实现“五位一体”，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一根“红线”贯穿到底。
五个坚持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转型、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等多重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进步、社会价值观变革、发展理念革新的必然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平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意见》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二是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三是坚持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四是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五是坚持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
早在2013年，我国便第一个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体现了国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坚定态度，并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会议上，通过决议，颁布了联合国文件，认可并支持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何炳光曾表示，“通过各地区、各部门的探索努力，我们必将在国际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之路，也可以为全球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吴平告诉《经济》记者，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位引领的要求对于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起到了鼓励和督促作用，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必然会带来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环境治理领域的深化，同时加深社会各界对绿色发展的理解，环境治理力度将前所未有的加大。“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平稳快速向前发展。”
五项任务
目前我国资源环境状况，一方面是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特别是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对此，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五项主要目标，分别是：强化主体功能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推动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部主任俞海对《经济》记者表示，“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回答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积极主动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进行的重大部署，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是深刻把握当今世界发展新趋向作出的战略抉择，将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在人、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告诉《经济》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可是我们走得太快，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环境问题。
有时候，慢下来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治理生态环境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需要有耐心、恒心和信心，社会共建生态文明体系，一副画卷似乎已经缓缓展开。我们不禁感慨，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迈向绿色发展的脚步愈加坚定，美丽家园离我们还会远吗？
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来临
文/本刊记者 李雪娇 黄芳芳
前段时间，困扰成都百姓十年的“彭州石化”终于有了转机。
事情起因在于2007年中石油集团在四川彭州建立的大型炼化项目，设计规模包括1000万吨/年的炼油和80万吨/年的乙烯，披露的项目总投资约500亿元人民币，彭州市政府官网称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建国以来工业投资最大的项目”。
但这个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一直饱受民间的质疑。彭州属于成都市代管的县级市，从地缘关系上，二者非常接近，并且彭州地处成都的西北方向，彭州石化的项目距离不足50公里。按照气象部门的统计，成都多北风，项目位置恰好位于成都的上风向。在很多成都人看来，如此大型的石化项目一定会产生危害气体，加上成都地处盆地，静风天气居多，十分不利于污染物扩散，雾霾天气就会十分常见。
过去几年，官方对彭州石化表现出“不认可、不可说”的态度，虽然几次澄清，但民众并不买账，而另一边彭州石化因汶川大地震曾停工一段时间，在2014年春节之后，彭州石化还是低调投产了。
于是成都每每成为“尘都”时，彭州石化总会成为众矢之的。
直到去年的7月23日，成都举行环保厅长面对面座谈会，四川省环保厅厅长于会文公开回应彭州石化对成都雾霾的影响，公布了近3年彭州石化环境统计数据，向代表打比方说明，彭州石化的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相当于一座60万千瓦的火电厂一年满负荷的排放量。这种“没有框架、拒绝套路”的形式让公众减少了一些焦虑，此次会议也被外界认为是官方发声的转折点。
其实细看整个事件，精准的数据固然可以帮助公众更客观和理智地看待环境问题，不被盲目地煽动，但很多时候，有限的政府公开数据尚不足以解答大家心中的疑问，争议自然无法停息，我国生态环境的政治建设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环境问题近年来逐渐显现，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2014年颁布的《环保法修订案》首次就“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作专章规定，对环境信息公开也都做了强制规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对《经济》记者介绍，从美国大使馆公布中国雾霾的数据已经开始，中国便拉开了监测PM2.5的序幕。新《环境保护法》有个特点，就是敢于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表现出“壮士断腕”的决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设美丽中国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心愿和诉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常纪文说，“一些重点排污大户的企业，需要提高认识，加强责任意识，主动公开信息，环保部门在时间上都做了规定，总体来说环境信息公开和透明的问题在以后会得到加强”。
5000年的中华文明，衍生出丰富的生态智慧。我们不仅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还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农耕日常，“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继十八大首次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十九大则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此背景下提出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宏观管理，必须重新考量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其中，经济发展和相应的考核要以环境损害程度来重新评价。也就是说，在原有的经济评价机制中加入环境、资源，与社会相协调的评价机制，同时要与原有的体制衔接，使之融为一体。
“两山论”指明了发展方向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时，用简单的话语，生动地描绘出我国在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规律，直接反映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质上内在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一直以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不遗余力，那么今后如何延续势头，高质量建设生态体系？摆在眼前的是，十九大以后，如何通过理论把政策更具可操作？解决生态环境中社会管理精细化、科学化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意味着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整体的综合管理，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从系统角度考虑各种政策的利与弊。“就如食品安全表面上是食药监局的事，但其源头在农业，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只追究一方工作失职，充当‘背锅侠’，我们还需要多部门共同努力。”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向《经济》记者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认为，在采取大部制管理的同时，还要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明确环境管理职责清单，并公布于众，方便公众监督。此外，还要明确环境管理失职的责任和追责的程序，才能让部门管理尽职尽责。“这些应该是十九大以后，环境管理改革的主要方向。”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是预料不到的。李岩解释，当年美国要用玉米扶植生物燃料工业的想法，现在已被证明是“养活了机器，饿死了人”。因此，我们更要意识到，生态文明是全过程、全系统，综合管理，而不是部门管理。其次，生态文明一定要以预防为主，这也是用付出最低的社会成本来保护生态。
合作彰显大国担当
我国强调绿色发展，实际上是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目前全球环境总体上在恶化。有专家表示，全球环境危机突出体现在全球气候变化上，世界各国正在采取一致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一次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圆桌论坛上，某国大使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已经可以列为发达国家，理应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面对这位大使的不当言论，时任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邹骥反其道而行，自信地回应道：“虽然中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国之重器，又成功举办了多场国际活动，在很多领域也处在世界前列，但是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大国，依旧在努力发展先进技术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模式，依旧需要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如今作为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邹骥也思考了更多问题。“在很多国际同行中，虽然我们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各保其主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回忆过去，慢慢跳出既定的角色，会发现共同的归宿不是对抗，更多的还是合作。”邹骥感慨地向《经济》记者表示。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我有了新的感悟，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不能独善其身。在坚持国际规则的前提下，所谓的针锋相对，不过像是朋友间的互动。”邹骥如是说。
也许对扎根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开拓者们来说，我国绿色发展的步伐不曾减慢，他们依旧心甘情愿地奔跑在这条曲折却又光明的康庄大道上。
经济“新常态”的绿色发展
十九大报告中对生态文明建设着墨很多，“生态文明”被提及多达12次、“绿色”有15次，且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命题在近些年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有了更多正向的论证。
自上而下进行经济改革
作为国家煤炭能源基地和山东省工业中心城市，济宁市的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电力、焦化、水泥、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密集，是典型的煤烟型大气污染城市，也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之一。
通过强力环保督察与整改，2017年以来，济宁市去除粗钢产能30万吨，核减煤炭产能1558万吨，174台燃煤机组（锅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取缔或改造燃煤小锅炉6006台，实施气代煤电代煤工程62288户。2069家企业全部完成清理取缔或改造提升任务。
2017年1月-10月份，济宁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到53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2.1%，改善幅度位居全省前列，在京津冀“2+26”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中，获得PM2.5浓度值最低和改善幅度最大“双第一”。
得益于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济宁市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由年初的2%提高到7.5%。特别是受环保倒逼因素驱动，环保领域投资增长80.2%。2017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67.7亿元，同比增长7%；工业技改投资完成849亿元，增长12.3%，高于全省技改投资增长6.7个百分点；规模工业主营收入、利润、利税分别增长14%、41.4%、34.7%，创2006年以来最高增速，制造业利润、利税增幅分别高于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平14.1个和10.4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强化环保督察非但没有影响济宁市工业经济指标，反而为其工业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同时，大气治理成果也反映到民生健康上，全市呼吸道疾病患者较上年同期下降14%，特别是儿童患者，同比下降20%左右。广大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的满意度和参与度显著提升，实现了经济增长、生态改善、民生福祉的互促共赢。
“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治理政策等各方面因素，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阶段。”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部主任俞海直率地向《经济》记者表示。发达国家在上百年时间里分阶段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在中国二三十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集中出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同等发展阶段相比，面临的环境问题更为复杂，挑战更为巨大，但是中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决心更为坚定，措施更为及时，效果也更为显著。
转型绿色发展待探索
环境保护相关治理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到了相关行业的转型与未来发展，也推动了全行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值得提出的是，环境保护与治理政策的密集出台，在短期内可能带来“阵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难免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治理是个全局性的长期过程，治理改革更应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不应操之过急，也不应有所怠惰。
标准件产业是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传统特色产业，产销量约占全国的45%。同时也面临着“散乱污”的处境，生产标准件的企业具有数量多、单体规模小、产品档次低、竞争力弱、污染环境等突出问题。去年永年区拿出重新“洗牌”的力度，通过在全区开展拉网式摸排，共排查出14950家“散乱污”标准件企业。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取缔5094家，其中1712家启动环评编制，1590家完成通过审批，发放排污许可证622家；引进21个高端标准件项目，总投资达230多亿元，产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与此同时，截至2017年10月，永年区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简单的数据背后，是借助生态环境保护完成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过去我们总是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而现在生态文明建设要和经济“平起平坐”，需加深对绿色发展理论的理解，俞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从这个意义上讲，抓环保就是抓发展，就是抓可持续发展。必须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和手段，生态环保可以有效推动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生态环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就是要通过生态环保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
发展绿色金融“丝路”
“绿色金融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去杠杆息息相关。”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对于解决当前绿色产业与项目融资问题具有关键性作用。
当前，无论是政策框架还是市场实践，中国的绿色金融均已走在世界前列。而在国内金融监管逐步趋紧的背景下，绿色金融应如何防范风险？
针对这一问题，王遥表示，绿色金融本质是金融，而金融领域的风险都会存在，绿色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必须由完备的法律与监管体系进行“护航”，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防止“洗绿”“漂绿”现象的发生。
“从环境风险的角度，绿色投资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具有积极影响。”王遥介绍，绿色领域的投资相对陌生，而金融机构作为营利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更偏向看重财务风险，有些机构甚至会直观地认为，只要不出现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就没有问题。但事实上，企业的环境风险已经影响了财务收益，却并不自知。从另一角度讲，绿色金融投入的产业符合当前的发展方向，对信息的透明度要求更高，因此会相对缓解面临的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也为生态保护投融资机制改革提供了突破口。以生态修复为例，单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支持生态治理的费用支出远远不足，撬动社会资本尤为关键。但从现在看来，运用市场工具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资金难题，似乎还缺少成熟的环境与发展模式。为此，王遥建议，从交易机制入手，比如在生态修复行业，建立企业生态信用储备（compensatory mitigation credit），即企业投入资本完成修复工作，产生生态储备。当项目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时，项目开发商向企业购买生态信用，用于抵消项目产生的不良生态影响。“这种方式正如美国湿地缓解银行的发展模式，用湿地修复所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交易，在降低生态修复成本的同时确保生态的‘零净损失’，促进整体生态环境保护。”
打造绿色“法典”
事实上，国家和地方目前还没有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综合性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致使公众表达环境诉求存在一些不理智、不科学的行为，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决策、政治参与、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生态环境问题根据作用、范围不同，表现为局地、区域和全球性问题，因此改革过程中必然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
“环境损害赔偿与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有很大不同，仅靠现有的《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需要。”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有关部门需要制定专门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将财产损害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健康损害赔偿都纳入其中。
王灿发特别强调足额赔偿制度的完善。据他介绍，现在一些环境诉讼案件，在进行损害赔偿额计算时，主要计算直接经济损失，对于生态损害很少赔偿。特别是对于人体健康损害，仅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而对精神损害，赔偿概率更低。
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易万军等13人因铅污染诉衡阳美仑颜料化工有限公司铅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原告要求赔偿200多万元，最后法院仅判决赔偿26000多元，而且还让原告支付了15354元的诉讼费。这种案件判决让受害者产生挫败感，感觉维权无望。其实，像铅污染的案件，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影响智力发育，仅仅赔偿脱铅的治疗费用，是远远不够的。“另外，还要健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制度，亟需把环境健康损害也纳入环境司法鉴定之中。”
环保法已经成为“长了牙齿的老虎”，不再是过去的“橡皮图章”。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但仍有一些欠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吴平则认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协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协调统筹中央总体目标与地方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体系、利益协调的法律体系、协同治理的理念体系。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吴平表示，首先，加强执法司法联动，严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增强企业环保意识。“人们常说，能够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当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单靠行政处罚措施已经远远不能实现遏制环境污染行为的目标，必须借助具有威慑力的刑事司法手段，及时惩治环境污染犯罪，这恰好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弱项。
其次，完善环保司法体制。我国司法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吴平举例表示，目前许多地方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检察处、公安局环境保护分局等相关机构，建立了采取执法联动联席会议、执法信息互通交流、重大行政处罚和环境案件线索备案和环境处罚案件列席案审会等制度，值得进一步推广。
除了强化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环保责任、严格落实企业依法治理污染的主体责任，并督促其自觉履行更多环境责任以外，俞海认为，社会公众的有序有效参与对绿色生活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公众对环境的期盼如何转换成自觉行动，化环境“邻避”为环境“邻利”？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共治和共享，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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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应携手气候治理
近8个月以来，美国重返《巴黎协定》的消息频繁传出。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台《ITV》访谈时再次提到，考虑让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2017年6月，特朗普在美国白宫玫瑰园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据了解，《巴黎协定》在2015年12月12日通过以来，迄今全球197个国家有195个国家签约，其中147个国家生效，有48个签约国尚待批准协定，只有尼加拉瓜与叙利亚两个国家没有签署协定。此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成为全球第三个明确拒绝《巴黎协定》的国家。
虽然美国的退出不会影响《巴黎协定》的法律效力，但一定程度上会拖延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和《协定》的后续实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势必对其后续实施产生负面的影响，造成全球在减缓、资金和领导力等各方面的缺口，动摇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
虽然短期内国际社会受到一定的影响，2017年11月6日联合国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如期召开，经过各方艰苦谈判，18日清晨落下帷幕，取得一定成果。大会通过了名为“斐济实施动力”的一系列成果，就《巴黎协定》实施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形成了谈判案文，进一步明确了2018年促进性对话的组织方式，通过了加速2020年前气候行动的一系列安排。
实际上，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各州纷纷参与到自愿气候减排行动中：12个州、逾300个城市成立了跨党派“美国气候联盟”；伊利诺伊州为清洁能源就业、加快向可再生能源发电转型等方面带来法律保障；纽约对主要排放源(高耗能的老旧房屋)实行严格的改建标准，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立场出现摇摆，反映了当前新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矛盾和特征相比较于20世纪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信号是一贯明确的，各地继续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会展现出更强大的领导力，这会给中国企业创造更多跨国商务机会。因此，对大型中国企业来说，可以结合公司业务特点和地域特征，加快制定或强化有针对性的绿色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中抢占先机。
愿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文/本刊记者 黄芳芳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过去我们重发展，觉得环境就像不能舀水的北斗七星一样。但失去越多，大家越渴求生态文明，希望天更蓝、水更清、山更青、空气更清新。
来自蜜蜂的启示
云南是我国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位于云南省德钦县境内的白马雪山，那里有高山针叶林，还有可爱的滇金丝猴。当地的农民贫穷，靠上山砍树卖钱维持生计。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公益环保组织成立一个喜马拉雅山蜂蜜项目，免费送给农民蜂箱，教他们养蜜蜂，然后再回购蜂蜜，让农民的收益高于砍树的收益。同时，几家养蜜蜂的村民也让其他农民越来越规范地使用化肥农药，否则滥用农药会毒死蜜蜂，养蜂人会不开心。
“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一个好的机制，可以让利益相关者都成为赢家，这样的环保公益才是可持续的。”阿拉善SEE副会长王积刚告诉《经济》记者，环保公益项目有四个要素：当地人、公益机构、专业人士、政府。组织好上述要素，会形成良性循环。现在农民主动买蜂箱，还自发地维护环境。因为他们意识到，生态被破坏了，养蜂会受损失。令人欣喜的是，以蜂蜜项目为起始点，当地还开展了金沙江土著鱼类、滇金丝猴栖息巡护，以及保护绿孔雀等项目。“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同时，它也是一件专业的事情，不能靠蛮干或行政指令一蹴而就地解决。”
让环保更有希望
邓梦璇对此感触颇深。十年前，她离开电视台，成为一名环保公益组织的志愿者。
“原来一接到老百姓的举报电话，我们就赶到现场。”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总干事邓梦璇告诉《经济》记者，由于企业排污，污染了环境，当地居民与政府和企业沟通不畅，彼此缺失信任，导致了很多恶性群体事件。“它们有一个共性——企业在建厂前就埋下了一颗地雷。”
邓梦璇对记者解释，企业在某地建厂前，需要先做环评，同时对核心区域的居民做问卷调查。不仅要将环评公示贴在电线杆上，还要召开信息公开听证会。目的是让居民了解工厂生产是否会影响环境。“由于问卷容易造假，往往从这一环节开始，就埋下隐患。等到五六年后，老百姓发现自己种的菜、养的鱼死了，社会矛盾瞬间被激发出来了。”
“那时，我们常常处于救火状态。当地居民和企业、政府因为环境污染问题不停地吵架。环保组织就像缓冲剂一样，让他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解决问题。”让邓梦璇记忆最深的是，她身怀六甲时，还在污染的河道开展调研工作。
“现在环境公益组织更具主动性。”邓梦璇笑道。“一方面，我们会告诉当地的老百姓如何与企业、政府理性沟通，让居民成为环境监督员，提升监督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会聘请专家为有环境风险隐患的企业提出升级改造建议，同时引导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积极沟通，鼓励企业开放环保应急演练，并邀请当地居民参加。”
此外，各地方的环保局有不少污染投诉量，但由于很多投诉目标不清晰、证据不足，导致投诉无效。“我们也会教老百姓如何完善证据链条，比如，提供照片、视频，并持续监督。让执法人员抓到现行，更有利于处理污染投诉。”邓梦璇说道。
让环保诉讼警示后人
“我们有一些环境管理理念很先进。比如，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它将‘破坏生态’行为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范围。”而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此案的四被告——谢某、倪某、郑某、李某，先后非法占用林地共28.33亩，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坏。2015年10月29日，南平市中级法院对他们的判决是：5个月内清除矿山工棚、机械设备、石料和弃石，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林地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3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和环境功能损失费共计237万元。“生态功能被破坏应该被经济量化，谁破坏了环境，就要承担补偿费用。”邓梦璇如是说。
被誉为环境维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帮助污染受害者维权已经坚持18年，他所领导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已经帮助700多起污染受害者的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些案件的胜诉让他看到了环境维权的希望。
譬如，江苏石梁河水库97户农民维权的案件，诉讼的结果使他们获得560多万元的污染损害赔偿，北京的182位居民状告北京市规划委，成功地阻止了在居民稠密区建设动物实验房的建设项目等。
最近一个成功的案例是福建闽侯青口镇青圃岭村394位村民诉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垃圾焚烧的案件。经过5年的诉讼，终于使法院认定了被告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污染事实的存在，并判决赔偿村民各类农作物损失、人身伤害等共计600多万元。同时也促使被告公司加强环保，防治环境污染。这起诉讼案件不仅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环境权益，也保护当地的环境。
“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环境污染诉讼案。”王灿发告诉记者，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家化工厂的化工废物，堆放在非法占用的数百亩农民的土地上，不仅造成土壤污染，也导致周围的农作物受到污染危害。村民在王灿发所在中心律师的帮助下进行诉讼，案子经过了十多年，到现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如果企业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它肯定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污染。”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公众参与环境诉讼，对促进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很大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环境诉讼案件有四难，起诉难、取证难、判决难、执行难。”王灿发认为，以后环境案件的判决会越来越多，但执行难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于环境恢复和治理的判决，执行起来就更难。比如，地下水污染的修复，可能十年都难以完成，而且代价巨大。
基于这些困难，王灿发建议，应当专门探索环境案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对环境案件的执行持续跟踪。“比如，由法院、政府部门、环保社会组织共同对环境修复判决的执行进行监督，效果会更好。”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
企业污染了环境，老百姓和当地政府却成了企业外部成本的买单者。邓梦璇认为，它应该转回内部，企业应当建立一个环境风险控制体系，而它执行到位与否，取决于企业高管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转变。”王积刚表示，过去企业做环保更多的是履行社会责任，而今成了风险控制。现在有前瞻性的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在环保上有瑕疵的企业。“过去看似可有可无，在新的环保规则下，它成了企业的一种竞争优势或劣势。”
邓梦璇认同王积刚的观点并表示，未来金融机构和环保组织大有可为。“今后我们不仅要通过绿色金融给企业设限，还应提倡可持续金融，让每一笔贷款都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可持续金融不仅要淘汰落后产能，更重要的是给污染企业改过自新的机会，帮助他们通过技术升级，转变成环境友好型企业。
“我们也鼓励企业进行信息公开，比如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进行信息披露，这些都可以减少外界对企业的猜疑，减少不良影响。”邓梦璇说。
新《环保法》明确提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告诉《经济》记者，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涉及两方面，包括政府要求企业强制性公开和企业主动向社会公开更多的环境改善信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让更多的人监督企业环境信息，也意味着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
“未来企业信息公开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信息公开到何种程度，不公开哪些信息会被处罚等，都需要一系列标准化动作。”邓梦璇如是表示。
让绿色消费带动绿色生产
十九大报告首次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作为一个系统提出来。但李岩认为，我们运用绿色消费来影响生产还远远不够。
绿色消费意味着在满足消费的过程中为环境付出代价。当经济水平不高时，绿色消费难成体系。2016年，李岩给联合国环境署做了一个项目，她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中国消费者已经有绿色消费意识。超过46%的人愿意支付5%以内的额外成本来购买绿色产品。而不愿意为绿色产品额外支付成本的消费者只占7%左右。
绿色消费会带动绿色生产至关重要。首先，它意味着消费者购买的绿色产品对环境影响小。其次，它会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这是运用市场机制和消费者力量，让企业更好地绿色生产，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制度的约束。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经济》记者，他希望公众也能关注到企业信息公开的数据。最终让消费者也成为推动企业绿色生产的动力源，从而引导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自发地绿色生产。
绿色废弃不容忽视
瑞典学者提出“生产者责任延伸”，既企业生产者不仅对生产过程负责，同时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负责。国内普遍接受该理念，但在落地时还要因地制宜。
以门窗节能为例，王积刚告诉记者，如果产品本身是节能的，还应考虑它在生产环节中是否节能减排。一般而言，铝材本身无污染，但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用铬进行表面处理，使得生产环节存在污染。当环保标准提高以后，企业在采购的过程中，可以采购无铬工艺生产的门窗，避免生产过程中出现铬污染。
多年前，李岩去考察佳能打印机，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佳能打印机的生产商想要降低物流成本，由于打印机箱子的高度与集装箱运输车不匹配，导致无法充分利用运输车的空间。这家企业就根据车的高度重新设计打印机包装箱，最大限度利用运输车的空间。再如，近期京东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表示他们把胶带变窄，纸箱设计牢固，无需多角度缠胶带。这些都是生产者环保责任延伸不同的体现。
在现实情况下，谁能承担环境责任，谁就来承担。比如，使用空调时，此时使用者来负担环境责任，而非生产者。生产者责任延伸除了促进生产者改变生产方式、销售方式外，李岩建议以经济方式来承担环境责任。当汽车报废时，消费者通过交税的方式来承担环境责任。
“不过，目前消费者没有约束力和动力节能减排，垃圾分类最为典型。”李岩告诉记者，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不理想，它跟消费者的行为密切相关。同企业一样，消费者的行为也需要通过政策来约束、激励。现在居民交给市政的卫生费不是按照垃圾计量测算。也就是说，不是生活垃圾越少，交钱越少。居民可能觉得钱已经交了，分类意识不强。再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导致垃圾分类不理想。因此，绿色消费也需要政策做约束、激励。
环保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废弃，我们都无理由再恣意破坏环境和生态。以绿色为底线，从每一件小事做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现状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起步晚、发育慢。据统计，中国环保公益组织总量从2005年的2768家增加到2012年的7881家，增加了1.8倍。
当前社会对环保的理解有偏差，环境教育仍有欠缺。2017年9月7日-9日，“99公益日”3天筹得善款总额超过13亿元。其中，教育助学类项目得到了最多的牵挂与支持，在筹款金额中占比31.9%，其次分别是疾病救助类27.42%、扶贫救灾类9.67%、环保及动物保护类6.51%。这意味着，教育助学类项目所获善款约4.15亿元；环保及动物保护类项目所获善款约0.85亿元。可以说，环保类公益项目获得支持和捐款数额远低于教育、扶贫的公益项目。
此外，环保公益行业的从业人员依然稀缺。很多人误以为，既然是公益，就要比别人赚钱少。但是任何行业的优秀人才都需要相应的待遇才能留住他们，环保公益行业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