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尹以桥：华创会让创业路越走越宽2、新闻多一度丨周光召逝世，23位“两弹一星”元勋仅剩2位还在世3、中国制造进化论｜武汉：往前、往上，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尹以桥：华创会让创业路越走越宽

中新网武汉11月14日电 题：尹以桥：华创会让创业路越走越宽

作者 武一力

“华创会为海外华侨华人投资湖北、投资中国以及在海外发展，都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结缘华创会18年，未来集团总裁、湖北非洲民间商会荣誉会长尹以桥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图为未来集团总裁、湖北非洲民间商会荣誉会长尹以桥。受访者供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原本在武汉理工大学任教的尹以桥下海经商，远赴非洲马达加斯加创业，主要从事铝合金门窗加工及建材贸易工作，公司迅速从一家小型加工厂成长为马达加斯加最大的铝合金门窗加工企业。

在此后的六七年时间里，尹以桥和合作伙伴深挖门窗加工、玻璃深加工、建材贸易、矿产开发等领域，产品覆盖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地。但由于在国外缺乏后方支持和配套服务，创业“瓶颈”也随之而来，这让尹以桥产生了回国投资兴业的想法。

2005年，尹以桥在朋友引荐下参加第五届华创会，通过大会签约武汉市汉阳区黄金口都市工业园，投资1000万美元购置30亩土地，建设了一个面向非洲市场的出口基地；整合国内资源，成立了“未来集团”，自此开始在中国与非洲同步发展业务。

18年来，尹以桥已参与十余次华创会。他表示，见证了华创会的成长，华创会也帮助自己在非洲的创业路越拓越宽。如今，未来集团已在非洲7个国家建立了工厂。

与此同时，长期在非洲生活的尹以桥利用自身熟悉当地营商环境、配套政策和风土人情的优势，帮助湖北不少企业实现了从“走向非洲”“落户非洲”到“扎根非洲”的转变。

在尹以桥看来，华创会提供了三方面帮助：一是让海外华侨华人了解湖北的投资环境；二是为企业提供了后方支持和配套服务；三是扩大了“朋友圈”，如今他的商业伙伴遍布世界各地，让他拓宽视野和生意网络，也为企业在国内外同步发展打牢了基础。

今年参加华创会，尹以桥的心态和目标发生了转变。接下来，他将重点关注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把产品覆盖到东南亚市场，未来还将开拓美国和欧洲市场。(完)

新闻多一度丨周光召逝世，23位“两弹一星”元勋仅剩2位还在世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8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99年9月18日，由于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时年70岁的周光召与22位科学家一起，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周光召院士逝世后，1999年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两弹一星”元勋，仅剩下2位还在世，分别是王希季和孙家栋。

王希季(1921年7月26日- )

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云南昆明人。

王希季是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及其后的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倡导并参与发展无控制火箭技术和回收技术两门新的学科。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在他主持下大量采用新技术并突破一系列技术关键，使卫星增大了功能，延长了寿命，使我国卫星返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世界仅有的掌握此项高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

孙家栋(1929年4月8日- )

火箭和卫星总体技术专家，辽宁盖县人。

我国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担任我国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作了多项重要决策，主持解决多项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建立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提出了2020年前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

周光召(1929年5月15日- 2024年8月17日 )

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湖南长沙人。

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在试爆前的关键时刻，周光召等人临危受命，对核爆试验成功率进行严密测算，拿到了试验成功率为99.9%的“定心丸”。

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

核物理学家，天津人。

上世纪50至60年代，于敏在原子核的相干结构、原子核平均场的独立粒子运动等方面作出了高水平成果。1961年转入核武器研究，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统计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和辐射流体力学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问题。在核工业战线进行了多项开创性研究;在氢弹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相当长时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和物理设计，对中国核武器突破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核武器长远目标选择、技术途径确定、技术关键分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17日)

核武器技术专家，江苏吴江人。

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其内爆机理研究解决了原子弹的关键问题，为原子弹爆炸威力、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创建了核试验研究所，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增强型原子弹等不同方式的几十次核试验，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试验技术协调发展。创立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对武器的研制及改进、效应及其防护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开创了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并完成首次抗加试验。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2017年2月12日)

航天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安徽宁国人。

1964年作为型号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保证了东风2号导弹飞行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他相继领导组织了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试验工作。组织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保证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获得成功。领导组织了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整个通信卫星工程的研制试验;领导组织了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地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发射服务零的突破。

陈能宽(1923年4月28日-2016年5月27日)

金属物理学、材料科学、工程物理学家，湖南慈利人。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工作中，主要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 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加了 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以及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制定和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 ，攻克了技术难关，实现预期结果。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2012年12月15日)

火箭总体设计专家，浙江吴兴人。

屠守锷早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后投身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屠守锷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领导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他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2011年11月23日)

自动控制专家，安徽芜湖人。

黄纬禄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长期从事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研究工作，开创了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先河，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探索出了一条我国固体火箭与导弹发展的正确道路。

王大珩(1915年2月26日 - 2011年7月21日)

应用光学家，江苏苏州人。

王大珩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我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为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和其他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 2011年2月26日)

核物理学家，湖北汉阳人。

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曾参与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和研制，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

空气动力学家，浙江杭州人。

1956年开始，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以他在总体、动力等领域的丰富知识，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中国航天之父”的美誉。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吴自良(1917年12月25日-2008年5月24日)

物理冶金学家，浙江浦江人。

上世纪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60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冶金所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与原子能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组成第十研究室，他兼任该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探索反复试验，于1964年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2007年2月28日)

物理学家，湖北麻城人。

他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先后在中国开展了关于原子核、钢锭快速加热工艺、反应堆理论和工程设计以及临界安全等多方面研究，对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中国第一代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以及理论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嘉墀(1919年7月16日-2006年6月11日)

空间自动控制学家，江苏吴江人。

杨嘉墀长期致力于中国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研究发展。参与制定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和参加包括第一颗卫星在内的多种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其中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为第四完成人。

陈芳允(1916年4月3日-2000年4月29日)

无线电电子学与空间系统专家，浙江黄岩人。

陈芳允长期从事无线电电子学及电子和空间系统工程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曾参加英国早期海用雷达的研制试验工作。研制了电生理测试仪器。在北京电子研究所提出并指导研制出国际上第一台实用型毫微秒脉冲取样示波器。1964年和李力田等研制出飞机用抗干扰雷达，投产后大量装备我国歼击机。1964年至1965年，提出方案并和徐建平等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参加了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为我国人造卫星上天作出了贡献。1970年他提出并和共同工作者于1980年完成了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成为支持我国通信卫星上天的主要设备。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

核物理学家，江苏常熟人。

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

核物理学家，浙江湖州人。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

核物理学家，安徽怀宁人。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钱骥(1917年12月27日-1983年8月18日)

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江苏金坛人。

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的研制，获得丰富的试验资料。参与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1968年12月5日)

力学家、应用数学家，山东荣成人。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

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浙江湖州人。

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组，他是主要负责人。在他领导下，开创了利用气象火箭和探空火箭进行高空探测的研究，探索了卫星发展方向，筹建了环境模拟实验室和开展遥测、跟踪技术研究，组建了空间科学技术队伍。1964年，根据国内运载工具的发展，他提出了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

导弹/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江苏无锡人。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黏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1962年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他治学严谨，以身作则，为科研人员培养和作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资料来源：共产党员网、中国科学院网站、北京科协、新华网、央视新闻、央视军事、新京报、文明天津、中国科协之声

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中国科学院网站、新华社

编辑 艾峥 校对 张彦君

中国制造进化论｜武汉：往前、往上，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制造一直在由大到强升级奋进。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稳固，中国制造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在部分领域已经向全球前沿逼近。同时，也有不少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亟待突破。

“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力更生奋斗，靠自主创新争取。”这也是有使命感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奋斗方向。

2022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间节点。澎湃新闻特别策划《中国制造十年进化论》专题报道，通过走访位于东、南、西、北、中的10座中国城市，采访当地的代表性企业，记录中国制造在过去十年的进化之路。

武汉中国中车集团在一个展览中展出的复兴号动车组。 视觉中国 图

武汉别名“江城”，长江与其最长的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划分出汉口、武昌、汉阳，隔江鼎立。

1890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武汉龟山脚下主持动工兴建汉阳铁厂，自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龟山的铁与火也开启了武汉工业化之路。

1976年，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在武汉地图的东南角诞生。从“一束光”到“一座城”，这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发源地。1988年，东湖高新区创建成立。1991年，被称为“车谷”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武汉经开区”）动工兴建。2001年，东湖高新区获批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武汉·中国光谷”。

近十年来，“光谷”“车谷”不断探索突破产业自主化瓶颈，努力向全球产业链的价值高端攀登。8月末，澎湃新闻记者去往武汉，探究这座城市的车、光、芯“进化”之路。

2020年9月3日，武汉，东风乘用车公司生产线。 视觉中国 图

造车：不断突破产业自主化瓶颈

在武汉经开区，有一条长13公里、号称“车都之脊”的东风大道。它的得名与东风公司2003年将总部从十堰搬迁到此有关。这里已是全球汽车工业密集度最高的轴线之一。

2010年，武汉汽车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并超越钢铁，跃居武汉第一大产业，此后多年，蝉联第一。汽车工业高速发展，也衍生出了一批填补国内汽车领域空白的行业隐形冠军企业。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菱电电控，688667.SH）就是一个代表。

2002年，菱电电控创始人王和平受朋友邀约，参观河北一家民营汽车厂。他了解到，汽车EMS（发动机管理系统）要近5000元一套，然而技术长期被跨国厂商垄断，全部依靠进口，成为制约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化的主要瓶颈之一。

“我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如何让中国制造站得住、立得稳就是一直坚持的想法。”王和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经过一番考察，王和平决定以电控系统为突破口，开启EMS自主研发道路。

EMS研发投入高且收益慢，菱电电控连续10余年承受亏损压力。2008年，终于有第一款车配套使用菱电电控的产品。此后，菱电电控的技术和产品逐步被市场认可，配套量逐年提升。

在2013年国家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项中，菱电电控承担的“涡轮增压与缸内直喷汽油机管理系统”实现了产业化目标。涡轮增压缸内直喷汽油机管理系统及喷油器总成技术等，被湖北省科技厅鉴定为国内领先、打破了国际垄断市场。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武汉已拥有东风本田、上汽通用、神龙、东风乘用车等多家整车及零部件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聚集在武汉经开区，约50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聚了9家整车企业、13家整车厂、500余家知名零部件企业，年产整车百万辆，工业产值超3200亿元，被誉为“中国车谷”。

同时，这里也是中部汽车产业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2021年，车谷新能源汽车产量达6.5万辆，同比增长496%；完成产值106.7亿元，同比增长556%，产量、产值均创新高。

追光：不断往前、往上、往价值链高端跃升

“光谷”是武汉制造业进化升级的另一张名片。它是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源地和重要基地之一。

“早在几十年前，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工学院就有一批老教授在做激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钱雪松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科教优势孵化出技术，产业革命提供优质赛道，武汉“追光”厚积薄发又适逢其时。

从成立之初诞生全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第一个光传输系统、第一个光通信国际标准，到如今率先建成全球首款128层QLC存储芯片，率先推出我国首个400G硅光模块、最大功率的10万瓦光纤激光器、首条柔性折叠显示屏生产线……光谷崛起，自带创新基因。

脱胎于高校的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工科技，000988.SZ），是提到光谷时很难绕开的企业。

近年来，华工科技从集成创新走向核心部件自主研发。“十几年前，国内激光装备的核心零部件主要是采购国外品牌进行集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华工科技聚集了顶尖人才和资源进行攻关。”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2010年，华工科技生产出我国首台紫外激光器，一经推出，国外产品迅速降价，中国人使用固体激光器不需再从海外高价购入。此后在纳秒、皮秒、飞秒等高端激光器领域，华工科技逐一取得突破。

2015年，联合神龙、通用等多家下游车企共同自主研发，华工科技参与的“汽车制造中的高质高效激光焊接、切割关键工艺及成套装备”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打破国外在此领域40多年的垄断历史。

2017年，华工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条新能源汽车全铝车身焊装生产线，在客户处量产上市。受访者供图

伴随制造业的升级，光纤激光器的应用场景越发广泛，小到五金焊接、耳机配件标记，大到汽车制造、船舶、重型机械的切割、焊接、清洗等领域，都会用到激光设备。

十年来，我国的光纤激光器实现了突破式的成长。目前国产光纤激光器在中国市场份额达60%以上，而在十年前，这一比例不到8%。这当中，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锐科激光，300747.SZ）被业内称为“国货之光”。

“做中国自己的高品质光纤激光器”。2007年，掌握光纤激光器技术的闫大鹏回国，与华工科技合资创立锐科激光。

2013年，首台国产万瓦光纤激光器在锐科激光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自主研发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历史，让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从最初的700多万元直接降到70万元左右。

锐科智能制造生产线。受访者供图

激光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光学性能和控制性能。随着这两方面性能的提升，国产光纤激光器在质量上逐渐追平进口产品，售价和服务还更具优势，拿下市场就只是时间问题。五六年前，海外激光企业IPG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过半，彼时锐科激光市场占有率还不足13%。2021年全年，IPG与锐科激光市占率分别为28.1%和27.3%，逐渐追平。

锐科今年发布的高端系列新品光纤激光器——旗帜系列。受访者供图

近十几年，光谷的激光产业生态形成并壮大，这里已聚集华工科技、锐科激光、帝尔激光（300776.SZ）等上市公司；睿芯光纤、逸飞激光等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洛芙科技等一批新兴企业；此外，还汇聚了长飞光纤（601869.SH）等光纤光缆全球领跑型企业。

“光谷是武汉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的位置不断往前、往上、往价值链高端跃升动态演化的代表。”钱雪松说。十年间，光谷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670余家增长至4300余家，市场主体总量已近18万家。截至目前，光谷上市公司总数达到58家。

逐芯：厚积薄发迈步向前

武汉光谷，不单“追光”，也在“逐芯”。

位于光谷的北斗大厦，集聚了一批北斗导航相关企业，已形成包括北斗芯片设计、地理信息数据获取、数据加工与运营服务、北斗终端及运营服务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北斗导航定位芯片是北斗导航产业链的核心，在湖北，这颗芯片，正是由位于北斗大厦的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梦芯科技”）自主研发的。

2014年，韩绍伟在武汉创立梦芯科技，当时国内卫星导航芯片产品还停留在55纳米或更低的工艺水平。2015年，韩绍伟带队研发出了中国首颗40纳米量产的北斗导航定位芯片——“启梦MXT2702”，填补了湖北北斗产业“无芯”的空白，斩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梦芯科技设计研发的北斗高精度芯片“启梦MXT2708A”。受访者供图

“梦芯科技是全球第一个高精度产品年出货量达到百万级的高精度芯片企业，目前梦芯的北斗芯片应用在了共享单车、5G基站、智能电网、智慧农业、无人驾驶等新兴行业，也在地质灾害监测、楼宇楼房、桥梁、矿山、水利等提前预警方面发挥作用。”梦芯科技CTO郑璐告诉记者。

梦芯科技研发人员在做产品性能测试。受访者供图

武汉不是近几年才着手寻“芯”的。2000年，中国集成电路“黄金元年”开启之时，武汉就开始酝酿集成电路产业的逐“芯”之梦。

20年来，武汉初步打造出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材料供应的完整产业链条，并创造出了多个国内第一：国内首款32层、64层以及128层三维闪存芯片在武汉研制成功、国内首款商用100G硅光芯片在武汉研制投产、国内首颗北斗定位芯片在武汉实现厘米级定位……

烽火科技、高德红外、梦芯科技、芯动科技等集成电路企业在武汉这片创新热土聚集，逐步迈向以光电子芯片、存储芯片、红外芯片、物联网芯片为特色的芯片产业高地，形成了武汉“光芯屏端网”泛半导体大产业集群。

今年年初，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武汉市芯片产业产值超过1200亿元，半导体显示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初具规模。

武汉：步履不停，每天不同

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时常能够看到“武汉，每天不一样”的标语。这座拥抱大江大湖的城市，步履从未停歇。

作为老工业基地，武汉市的支柱产业很长时间是钢铁、机械、石化等资源密集型产业。这十年，武汉的主导产业加速更替，由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加快向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两大支柱产业引领转变。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产值规模十年实现翻番，现在也在合力推动武汉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新赛道上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光电子信息产业独树一帜，光谷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最大的光电器件研发生产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研发生产基地之一，涵盖上游光纤光缆、中游光器件及光模块、下游光系统设备，同时，生产资料、关键器件实现自主可控，串起完整产业链。

变化是显性的。

长江汉水穿城而过，过去依靠轮渡，三镇形成货物集散地。如今的武汉，壮丽大桥沟通天堑，城市也已经变了大模样。步履不停的武汉，生动演绎着“每天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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